宪法既然是权力配置的方案和权利保障的凭据，那么宪法就应被视为人民和政府所订立的契约，联邦政府的权力由宪法所确认，公民对政府的诉愿、政府权力的边界纯由宪法界定。
由于当时五四宪法尚未出台，故《纲要》制定的宪法依据只能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53条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的规定，[26]而这里的人民政府系大政府概念。在戴小明教授的研究中，行政机关作为上级国家机关时仅指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政府，即所谓的块块关系。
确实需要撤销、合并或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条条是指从中央延续到基层的各级政府中职能相似或业务相同的职能部门。因为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当地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主体由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5条的上级国家机关直接变更为现行规范的国家。第二，除了自治州和设区的市下辖自治县外，还有直辖市下辖自治县的特例——重庆市下辖4个自治县。其中，最为特殊的是第14条中的上级国家机关。
[39]这主要体现在第4条第二款的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第122条的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和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干部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一方面，此类条款涉及的职责类型较为多样，既包括照顾、帮助，也包括尊重、指导。[29]Cf.Considérant27,Décisionn°85-197DCdu23ao?t1985duConseilConstitutionnel. [30]冯皓：《同性恋者的婚姻权》，载《人权研究》（第十卷），徐显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人们在评价其作用时普遍认为，该制度发展了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填补了法律体系的一个空白，在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同时并没有对婚姻和家庭构成任何威胁，同时作为理想与现实之间巧妙的平衡，成为了各国立法研究的样板。不妨作一假设，如果议会并未制定1999年法律，而2008年改革使同性恋者可以提出违宪抗辩，且其抗辩最终到达宪法委员会，那么宪法委员会的判决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或者说，基于宪法委员会的前述判决理由，宪法是否允许同性伴侣未受到任何制度保障的状态？宪法委员会在判决中考虑了同性伴侣已经受到民事互助契约制度保障的状态，这或许是议会即使未设立同性婚姻制度也仍然合宪的一个因素。需要在法律上决定同性恋者是否有权缔结婚姻这种在人类社会中包含爱、忠诚与责任的最深刻的结合形式，从而维持和发展其共同的生活，是否有权通过缔结婚姻而受到国家、社会和其他个人的承认与尊重，是否有权享有异性恋者所享有的国家给予婚姻的各种福利，同时，如果承认同性婚姻权也需要在法律上界定它与其他基本权利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在刑法典原第331条第2款中，同性恋罪的刑罚是6个月至3年的监禁及60至2000法郎的罚金，可见国家的刑事介入程度较高。
……（第3款）下列各项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之：……地方自治团体之自治、权限及财源。罗伯茨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提出，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
[15]该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受到专断的拘禁。在合宪性先决程序实施的当年，普通民事诉讼的原告克瑞妮（CorinneC.）等即在司法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提出相关法律未允许同性伴侣结婚，侵害了其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因此构成违宪。到底是议会和宪法委员会完成议题的速度较快从而导致了更为剧烈的社会冲突，还是议会和宪法委员会顶着原本就极为剧烈的冲突迎难而上，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历史任务，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二战结束后，法国建立和发展了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以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为规范基础的人权保障体系得到了发展，在人权价值得到普及的同时，法国的社会更为开放，文化也更为多元，因此，同性恋行为越来越得到社会大众的宽容、理解甚至支持。
法国社会长期排斥同性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宗教传统以及由宗教传统所决定的传统道德观。但宪法委员会也未完全放之任之，在两项判决提出了共8项保留解释，从而在宪法上为法律限定了解释方向。美国传统宗教关于同性婚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述。Cf.L.2123-1,L.2151-7-1duCodedelaSantéPublique. [23]Cf.Considérant8,10,Décisionn°2013-353QPCdu18octobre2013duConseilConstitutionnel. [24]SeeCaseofEweidaandOthersv.TheUnitedKingdom[2013]ECHR37[1]. [25]《一条新法凸显法国社会分裂》，载《联合早报》2013年5月31日。
[26]SeeLawrencev.Texas,539U.S.558(2003). [27]肯塔基州罗万县户籍官KimDavis在Obergefellv.Hodges案判决以来一直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履行婚姻登记职能，同性伴侣以藐视法庭为由将其起诉至法院，后者判令其进行登记。宪法委员会与议会的关系定位只有在法国宪法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
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议会有计划地通过三个步骤实现了同性恋者的平等权，但实际上，相关法律的通过具有极大的盖然性，这些法律尤其是后两项承认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遭到法国特定社会阶层的强烈反对，在议会内部也争论激烈，远未取得共识，它们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之间反复传递和修改，因此才有议会少数派所谓的违反立法程序之问题。劳工法、工会法及社会保障。
因此，单纯就内容而言，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在所涉主题上远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审查丰富。就党派斗争而言，相对自由奔放的民主党持开明态度，而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则一直明确反对同性婚姻。[21]Cf.Considérant53,Décisionn°2013-669DCdu17mai2013duConseilConstitutionnel. [22]根据法国《公共健康法典》的规定，医生和医务人员、不承担公共服务的私立医疗机构可以基于信仰自由拒绝为患者实施堕胎手术，医生可以基于信仰拒绝应患者要求为其实施绝育手术，任何研究人员、任何工程师或附属人员、任何医生或附属医务人员均可基于信仰自由拒绝对人类胚胎或胚胎细胞进行研究。二、变通保障同性婚姻权时期（1999年至2013年） （一）民事互助契约制度及其合宪性 同性恋者的婚姻权诉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向议会传送，而无法到达宪法委员会。最后，在法国独特的政治与政党背景下，围绕同性婚姻的争论还进一步与政党斗争联系在一起。理由是，婚姻制度一直由议会通过制定和修改《民法典》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来进行调整，因此属于立法权的权限范围，不能说是制宪权决断的对象。
[17]由此，同性恋者平权运动在法国取得最终的胜利，法国成为世界上第14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比如，同性恋非罪化的实现，在法国是依靠议会修改刑法，而美国则是由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26]统一废除全国范围内的同类刑事法律。
首先，前文所述的宗教状况就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承认同性婚姻意味着反对同性婚姻的相关宗教教义必须改变，这等于在无形中强制改变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的宗教信仰。同性恋非罪化为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以及其他权利创造了前提条件，正式启动了同性婚姻权保障的宪法议题。
这对法兰西其实根本不构成问题，法兰西的心灵中一定存在引领时代潮流的立法者，正如美国从不缺少伟大的法官一样。（1958年宪法第61条第2款）在1974年修宪后，申请资格扩大到60名国民议员或60名参议员。
2013年法律在国民议会的表决结果是331票赞成、225票反对、10票弃权，这种表决结果本身已经说明了同性婚姻权议题所引发的巨大分歧。少数派议员对该法律的指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该法律的通过违反了立法程序和超出立法权限。据此，同性婚姻权保障的问题必须也只能进入宪法层面，要么由议会进行相关立法，要么由宪法委员会对既有法律和惯例进行合宪性审查。五、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讲，同性婚姻权议题只是一个样本，可以反衬出法美两国的基本权利生长机制。
因此，相关的权利论证无论如何都会缺乏压倒性的说理，尽管可以说承认和保障同性婚姻权会更好地诠释宪法中的人权与自由的原则，但在缺乏充分说理的条件下贸然予以认可总是会削弱宪法的连续性与周延性。国籍、个人身份及能力、婚姻制度、继承及赠与。
堕胎手术可以由其他医生实施，但户籍官却不能推脱其法定职责，易言之，公职和信仰自由在户籍官身上不可调和，必须以公职优先。议会以立法为先导并最终服从于时间意义上永在、形态意义上抽象、理性意义上正确的国民，这正是法国式议会法律主权的运作机理。
但宪法委员会也没有无条件地认可民事互助契约制度的合宪性，它在判决中对1999年法律共提出七项保留解释，从而对法律制度中可能存在歧义的问题进行了合宪性限定，如所谓共同生活不是简单的共同利益或同居一处，而是同屋同床的性的含义，从而明确排除兄弟姐妹缔结民事互助契约的可能，指出民事互助契约不是简单的财产性质，缔约双方必须承担物质上相互扶助的强行义务，民事互助契约不影响民法典中关于民事身份、亲子关系、收养和亲权的内容。宪法上的权利演化需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论证，而这最终需要在宪法规范中找到同性婚姻权的存在依据。
至于申请人所谓的违反人格尊严、私生活和儿童与家庭受保护的原则，则没有出现在受指摘法律所追求的目的和所采取的措施中。在其结婚要求遭到户籍官的否定之后，同性伴侣可以进一步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在其相关权益受到侵害以后亦可向司法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与1999年判决一样，宪法委员会在此判决中也没有无条件地赞成同性婚姻制度的合宪性，它对与婚姻相关的《社会与家庭行为法》提供了附保留合宪意见，认为，作为收养人的配偶双方无论为同性还是异性，收养均不能在缺少行政机关批准的条件下进行，相反，对收养的批准必须逐案进行以便确保收养关系最符合儿童的利益，在此保留之下，相关法律条款才能符合1946年宪法序言第10段所规定的要求，即国家确保个人和家庭为其发展所必要的条件。第二，禁止同性婚姻侵害正常家庭生活权并违反平等原则。
同性婚姻权在性质上同时属于自由权、平等权和社会权的范畴，其权利诉求则涉及行政法、民法、社会法和宪法等各个领域。就法律的实施而言，最重要的是户籍官依法为同性伴侣进行婚姻登记，然而，部分反对同性婚姻的市镇长却公开表态将拒绝主持同性伴侣的结婚仪式，内政部为保证同性婚姻法的实施，依法采取了相应的处分措施，市镇长若拒绝主持同性婚姻将面临5年监禁或7500欧元的罚款。
相比于同性婚姻权的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生长机制更是超越国别的普遍性宪法问题，并且更为根本。这一罪名的废止表明，同性恋罪的存在是国家对个人自主权与私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有必要将其废止从而实现刑罚在宪政国家之内原本应当具有的谦抑性。
第三，本案中的户籍官之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其中并不包含行为者的良心，这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行为（更不必说协助堕胎行为）[22]不具有可比性。（二）谦抑的宪法审查者 宪法委员会的配角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议会相关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即前文所述的四项判决。